“如果思想上没有准备，政策上没有储备，当衰退到来时就不可能作出迅速而果断的反应，就有可能耽误宏观调控的最好时机。”中国经济将面临粮价长期上涨趋势的挑战，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预测——“滞胀”格局可能会在今年下半年显露

　　1月25日，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06年的主要经济指标增长情况。总的看，在过去的一年里，中国是实现了“高增长、低通胀”的良好态势，但是在进入四季度以后，经济增长率却出现下滑，通胀也有所抬头，特别是从12月的数字看，投资增长率已下滑到13.8%，为去年最低值，工业生产速度在11月上升了0.2个百分点后，再次下滑到14.7%，CPI则从11月的1.9%猛升到2.8%。另据有关渠道了解，去年12月份的新上项目投资增长率，已从前11个月累计的3.7%转成负值。以上这些数据的背后，是否已显示出了在2007年出现“滞胀”格局的前兆？2007年中国经济走势将会怎样？宏观调控重点将是什么？日前记者带着问题采访了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。
　　记者：记得早在去年年初，您曾写过一篇文章，题为“防止‘滞胀’将逐步成为主题”，是说在“十一五”中期将可能出现“滞胀”格局。在国内众多专家、学者当中，您是第一个提出这一观点的，能谈谈当时的想法吗？
　　王建：好的。所谓“滞胀”，是指在经济增长率下滑的同时，会伴随着物价上涨的现象。我的根据是由于在本轮投资周期中所形成的生产能力巨大，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又在新体制作用下不断拉开，到了投资周期结束，生产能力开始集中释放的时候，就会出现因生产过剩所导致的经济增长率下滑。另一方面，因为人口增长而土地资源被大规模转移到工业化、城市化方面，粮食以及食品供应将会出现短缺，从而引发由食品价格上涨所带动的消费物价总水平上涨。
　　当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，我所想的是出现生产过剩问题在先，而消费物价上涨出现的可能会迟一点，因为自2003年以来，中国政府明显增加了支农的力度，而且已经出现了粮食产量连续两年的较大幅度上涨。在一般情况下，粮食丰收年都会出现粮价和食品价格下跌，会带动CPI的下落，去年夏粮又获丰收，增长了7%，秋粮也是丰收在望。所以，在去年三季度，我参加有关机构对四季度预测的时候，给出的四季度CPI指数是1%，而前9个月是1.3%。但是自去年10月份开始，全国各地的粮油价格开始明显大幅度上涨，带动了CPI的明显上升，其中10月份为1.4%，11月份为1.9%。在11月份，粮价上涨了4.7%，食品价格上涨了3.7%。看来我对四季度消费物价的预测是看走了眼，或者说我所预计的物价上涨，提前于经济增长率的下滑到来了。
　　记者：为什么中国经济会进入到“滞胀”？请您分析一下导致“滞”、“胀”的具体原因。
　　王建：关于“胀”我们要从粮价说起。粮价上涨的原因，有人分析认为主要原因是由于国家粮食部门收购过量，再加上国际粮价上涨，这两个短期因素的确是存在的，但是如果没有长期背景，即使有这两个因素，粮价上涨的也应该不会如此之高。从粮食总产量看，1998年是历史最高峰，达到5.12亿吨，到2003年减少到4.3亿吨，虽然从2004年到去年，中国取得了连续三年的大丰收，但粮食产量估计去年也只能达到4.93亿吨，仍比1998年的高峰低了3.7%。但是自1998年至今，中国的总人口已经增加了6757万人，增加了5.4%，在扣除了物价因素后，城市居民的食品消费水平则大幅度上升了41%，虽然直接的口粮消费明显减少，但是与8年前相比，城市居民的人均猪肉和植物油消费量增加了25%，水产品消费量增加了50%，禽类消费量增加了120%，而增加这些肉类产品的生产都需要粮食。从粮食的总消费量看，近年来始终在5亿吨以上，这样就在粮食不断丰产的背景下，仍然不断拉开了粮食供求缺口，补足这个缺口是靠进口。去年中国的年景虽然还不错，但是南北美洲和欧洲却遭遇了灾害气候，粮食生产都出现了较大幅度减产，导致国际粮食贸易量显著下降，到去年末全球小麦(1813,12,0.67%)库存已经降到30年来的最低点，由此导致国际粮价大幅度上涨。去年12月国际粮食的现货与期货价格，都大幅度上涨了26.9%和24.2%，玉米(1714,4,0.23%)现货价格更上涨了51.8%。由于中国仍存在粮食供求缺口，需要大量进口，所以，国际粮价的波动就会立即影响到国内的食品价格水平。
　　在制定“十一五”规划的时候曾预测，在规划期内的5年中国的人口会再增加6000万人，是一个人口出生的“小高峰”，人口增长对食品的消费需求会增加，随着收入水平提高，居民的食品消费水平也会继续提升。按目前消费水平计算，到2010年中国粮食新增供给量要达到6000万吨，总量要增加到5.5亿吨才能满足需求，这就要求在包括今年在内的未来4年，中国粮食总产量要增长11.6%，年均增长率要达到2.7%。但是在过去的8年，中国粮食产量却是年均递减0.5%。但是从粮食供给潜力看，由于中国目前仍处在一个工业化、特别是城市化的高峰内，非农产业对土地供给的要求持续强烈，即使政府会把土地闸门关得很紧，但每年仍至少要保证近300万亩的耕地占用，5年累计就是1400万亩，按目前每亩耕地400公斤的平均粮食产出水平计算，要减少560万吨粮食产量，超过了去年粮食总产量的1%。除非中国的粮食单产水平在未来几年有大幅度的提高，否则自去年10月以来出现的粮价和食品价格上涨趋势就不是短期趋势，而是一个长期趋势。由于食品占了CPI约三分之一的权重，粮价的长期上涨趋势，也就决定了消费物价的长期上涨趋势。
　　在新中国历史上，粮食连续3年丰收只出现过两次，一次是80年代前半期的农村改革时期，在连续3年粮食丰收后，到1984年就出现了农产品的普遍“卖难”，表明中国通过农村改革已经基本满足当时的粮食消费需求，因此，导致改革的重心从1984年开始转入到城市。第二次就是这次从2004～2006年的连续3年丰收，但是却出现了以粮价上涨所带动的CPI攀升。今年出现中国连续第四个丰收年的概率几乎是“零”，如果今年粮食平产甚至出现负增长，CPI指数就会明显高出去年。所以，在今年出现“胀”的格局已成定局。
　　再来看“滞”。本轮经济增长主要是由投资需求拉动的，但是在经历了包括今年在内的连续4年的投资高增长后，从投资周期看，到今年下半年将逐步进入尾声。从新开工项目投资增长率看，到去年前11个月累计，增长率已经下降到只有3.7%，12月则已进入到负增长，说明未来的投资需求增长明显乏力。从投资完成额看，去年上半年还高达31.3%，全年平均则下降到了24.5%，12月当月则已下降到13.8%的全年最低点。如果在去年新上项目投资已经转入到负增长，则今年到了下半年，投资增长率可能将低于15%，经济增长率就会下降到8%的水平了。
　　记者：美国经济目前已经露出了增长的颓势，去年一季度的经济增长率还高达5.6%，到三季度已经下降到只有2.2%。这对我国经济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？
　　王建：美国自去年下半年以来，房地产市场、制造业与居民消费都出现了明显下滑，并且已经影响到美国的进口需求。据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字，去年10月份美国的贸易逆差比前一月大幅度缩减了8.4%，降幅为5年来的最高水平。由于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单一国家海外市场，美国经济增长的减速，必然会对中国今年的出口增长产生不利影响。
　　如果今年是内需的“单边”紧缩，则全年经济增长率可能会降到8%，如果外需紧缩同步发生，则今年的经济增长率可能会进一步下降到低于7%，对于出现这个前景，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，都必须有足够的警惕。
　　所以，“胀”在“滞”先，2007年可能会出现消费物价持续走高，而在下半年经济增长率开始下滑，“滞胀”格局可能会在今年下半年显露。
　　记者：对宏观调控来说，“滞胀”格局是一个难题。治“胀”与治“滞”之间还有一定的矛盾冲突，因为解决物价上涨问题需要紧缩需求，而防止经济增长率滑落则需要扩张需求。能通过什么手段来解决呢？
　　王建：央行最近已经表示，要对已经出现的消费物价上涨高度关注，隐含之意就是如果物价继续上涨，将不得不实施必要的货币紧缩。但是如果在今年下半年出现投资增长率的显著回落，并带动经济增长走低，财政与货币政策又都必须采取宽松的取向，这就成了一个“两难”选择。而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大局看，保增长是更重要的事情，所以，宏观调控政策在今年的基本走向，还是要把准备放松作为重点。
　　经济景气回落并不可怕，重要的是中国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景气周期，我们对此是否拥有足够的认识。
　　中国在经历了近3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后，市场经济已经生根，从产权关系到分配关系再到经济运行的特征，都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。我们虽然早就宣称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，并在国际社会为争取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而作出了广泛努力，但是许多同志的头脑中，仍然把中国当做是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来看待，具体的表现就是仍认为传统体制下的需求膨胀才是常态，因此认为只要稍微放松需求控制，就会出现传统体制中的“放、收”循环，而从不担心会出现需求不足这个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基本特征。如果思想上没有准备，政策上没有储备，当衰退到来时就不可能作出迅速而果断的反应，就有可能耽误宏观调控的最好时机。